閱讀歷史的方式：在歷史中尋找可能性
1784年，Kant 在《柏林月刊》上發表〈答覆：什麼是啟蒙？〉。兩百年後，法國哲學家 Foucault 重讀 Kant 發表的這篇短文。Foucault 認為在 Kant 之前，有三種理解「當下」(present) 的方式：
1. 當下因為戲劇性的事件或者特質而與過去有別，例如：對於十大建設的種種讚許。
2. 從當下的處境可以推知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件，例如各種政策、選戰分析。
3. 當下是嶄新世界的開始，例如重大法案的通過、政黨輪替、民主解嚴之類的。
似乎存在著某種客觀的結構力量——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國際潮流、政治現實——推動事件發生，而這股力量「與個人的意志無涉」。
啟蒙運動反映出對當下的一種新的觀點—— Foucault 稱其為「歷史－批判」的分析嘗試。
Kant 處在君主開明專制的時代，君主從實用與否的角度來理解學術。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他的三大批判可以被詮釋為人們（尤其知識份子）可以認識什麼的可能性條件。他的歷史哲學著作則將制度與精神、倫理與政治予以妥善安排，試圖論證每個人當下可以怎麼參與啟蒙運動，且都有責任如此做。〈答覆：什麼是啟蒙？〉便是 Kant 歷史哲學著作的其中一部份。讓每個人獨立運用理性思維，需要有兩個配合要件：
1. 區分服從與理性的範圍
2. 區分理性的私人運用與理性的公共運用。
自古以來，按著良心說真話就伴隨著一定的風險。理論上雖可選擇發聲或者出走，但在外在強制力的限制下，實質的選擇可能是有限的，正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古龍語）。面對社會衝突，Kant 對所屬團體（文化人或知識分子）的建議是：應該謹慎區隔理智的私人使用與理智的公共使用。如果每一個人都可以恣意反對所屬組織設定的目標、頒布的命令，那麼社會秩序就不可能，但另一方面，當暫時卸下組織成員的身分，便能以學者的身分向公眾發言，確保統治者追求的目標與採用的手段有可能合理化。
從這個角度來看，Kant 設想的是人與當代的一種新的關係／計畫，同時也是人必須自覺培養的能力與完成的任務。啟蒙既是與其他事物區別出來的標章 (Wahlspruch)，也是自我勉勵的箴言："Aude spere"。
Kant「引入差異」的思考策略是現代性態度的展現，這種態度接近希臘人的倫理概念，並可替換為哲學氣質、對界線的態度 (limit-attitude)、歷史－批判的態度、對於界線的歷史與實作的檢驗。現代性的態度指涉人與當下現實建立關係的模式——人自願選擇而最終成為思想與行動的方式，標示出自己對於現實的歸屬與需完成的任務。簡而言之，現代性的態度詰問的是「人對現在的關係、人的歷史存在模式，問題化自我主體的構成」。
Foucault 反對將現代視為時期。現代的特徵是一種時間上的不連續，波特萊爾用 "the ephemeral, the fleeting, the contingent" 描述現代性的特徵。波特萊爾的口號「你沒有權利輕視當下」指出現代人的任務是去挖掘當下的永恆型態，波特萊爾舉出 flaneur 以及以 Constantin Guys 為代表的現代畫家為代表。而他對後者的分析，特別能反映出他對現代性態度的看法。Guys 透過工作轉化世界，在「現實的真理與自由的操作之間困難的交互作用」，想像另一種真實，卻是透過如實描繪現實來改變現實。最後，對於波特萊爾來說，現代性的態度與一種禁慾主義難以分離，需要在流動的現實裡製造一個自我。
回到 Foucault 身上，我們也可以說，藉由重新詮釋 Kant 的寫作，Foucault 也試圖指認出哲學家與當下的關係的可能性。哲學家的論述看似是對世界的反思，抽象而靜止，但哲學家（如 Kant）也可能是有意識地經營自己、試圖改變世界的人。下一步，Foucault 便進一步申論知識對於政治的介入受到那些社會條件的影響。
現代性的態度：從「敢於求知」到「敢於踰越」
Foucault 指出 Kant 的啟蒙運動計畫遺留下來四個難題：
1. 「脫離」不成熟狀態是什麼意思？
2. 脫離不成熟狀態是個人的責任與義務，還是一個正在進展的過程？
3. 人類的範圍有多大？
4. 理性的公共運用如何受到確保？
不過，Foucault 並沒有逐一回答這些問題，而是廣泛地說明他對啟蒙的想法。
從否定 (negatively) 或「啟蒙不是什麼？」出發，Foucault 提醒我們毋須在支持或反對啟蒙運動之間選擇立場，我們要關注的反而是哪些宣稱為必然的元素不再成為自我的構成元素。此外，不該把人文主義與啟蒙運動混為一談，人文主義是相對複雜的運動，雖然都力行價值判斷，但是內容與程度卻相當不同，是社會分化的主要力量。而啟蒙運動則是立基於一種與當代的特定關係中產生的哲學反省。
從實證 (positively) 或者「啟蒙態度要如何表現？」的角度來看，精神倫理表現於能夠辨認出什麼事件將我們構成所言、所思、所行的主體。這樣的知識探索必須是實驗性的，一方面我們回到歷史，另一方面訴諸現實的驗證，探究什麼樣的改變是可能與可欲的，以及在什麼樣的形式裡這樣的改變是可能的。哲學倫理一方面是對於界線的一個歷史－實作的檢測，另一方面是由我們作為自由的存在，所完成的工作。
歷史－批判的分析工作需要留意「能力與權力的弔詭」，尤其是異質技術所伴隨／乘載著的權力關係。這個難題可以表達為：人類如何讓能力的成長與權力關係的增強脫鉤？
歷史－批判的分析工作之間的同質性可由研究對象的兩個實作面向所確立，一個是技術的面向（依據什麼理性原則組織做事的方式）、一個是策略的面向（在該實作系統中的策略空間；反制其它策略實作的自由度、修改遊戲規則的可能）。
歷史－實作系統來自於三個領域：對物的控制關係、對他人的關係、與自己的關係，這三種關係會互相中介影響。研究者必須要看知識、權力、倫理三個分析軸線各自與彼此的關係。
研究者分析一個物質、一個時代、一組已經被決定的實作與論述，但這些特定的物體具有普遍性，特定主題在西方歷史不斷出現。Foucault 強調，重點不在於了解某個主題所有歷史的變異，研究的焦點是問題化模式，我們能知道什麼、有什麼樣的權力在運作、我們對於自我有什麼認識，都表達已經被決定的實作與論述，而真正重要的是界定對象、行動規則與自我的關係的問題化模式。
總結與討論
如果說 Kant 的格言是「敢於求知」，Foucault 的格言也許就是「敢於逾越」。
在 Kant 寫作的時代，仍然有明確的外在權威（界定誰需要服從與接受指令），以及外在權威施展的邊界（職業身分作為劃分理智的私人使用與公眾使用）。如今，權力的施展變得更為幽微與有效。
舉例來說，當代人的自我認同已經離不開專家論述。在1970年代，同性戀者可能冒著自我貶抑（自己的性在宗教話語中界定為不潔）、醫療化（被迫接受性向改變的治療）、社會排除的風險（在異性戀體制下缺乏社會連帶），而即使是現在，在臺灣生活的同性戀者也會面臨與原生家庭、朋友、工作夥伴決裂的危險。當外在環境對某種生活方式不友善時，要求人揭露關於自我的真理，不啻於陷人於危難之中。
啟蒙哲學家運用他們的法學、建築學、物理學知識建立監獄體制，取代由國王任意斬殺的公開行刑，固然在管理成本、民眾的接受度、「教化」的功用上有長足進展，但如果我們過份信任監獄，可能會忽視監獄設計對於人身自由的過度剝奪、某些類別的人特別容易入獄、某些生活方式存在遭到排除的可能。
因此，Foucault 對於啟蒙的看法顯然更為謹慎。他警告讀者要小心權力與能力共生的危險：再肖似真理的口號或立場，都可能在落實的過程中隱性地排除某些生活方式。
要怎麼辨別權力運作的邊界（權力決定什麼生活方式是可能的），要如何無中生有地嘗試某種生活方式，得同時冒著身體與精神的雙重風險。這就是在暴君彷彿不復存在的今日，勇氣仍有意義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麼耐心勞動是重要的：批判不應淪為憤怒的文法，而應賦予自由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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