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龍的胎動 毛澤東、鄧小平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書摘與心得(第二章)

  在臺灣讀過中學歷史的人,大概很少機會從中國共產黨的視角閱讀中國現代史。本書彌補了這個缺口。作者天兒慧是中日關係的專家,中國媒體可能會在有侵華戰爭的紀念活動、或者日中關係緊張時,邀請他評論日中關係。大概是認為身為日本人的他,既能拉出一些客觀評論所需的距離,又能盡可能地同情理解中國,讓人有一種「放心」的感覺吧。

  這本書以毛澤東與鄧小平兩人為嚮導,除了描繪共產黨從創黨以來堅苦卓絕的奮鬥,也呈現了兩種不同的領導人特質。毛澤東有著鮮明的反抗者色彩,早年反抗他父親、勇於挑戰國民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也敢於挑戰蘇聯老大哥的權威。鄧小平則是遭遇許多次失勢的困境,但他都堅忍地努力著,最終帶領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方向。

「中華民族復興」

  作者〈序論〉提問「為什麼會有中國革命?」、「1949年的革命有何意義?」。他的回答是 1949 年是「救國救民的革命」!

  〈第二章〉明快地說明國共兩黨建立的背景與競逐中原政權的過程。1919 年巴黎和會後的中國「民氣可用」,社會主義的思想在此刻廣受中國知識分子歡迎,「在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入,並非是對純粹的工人革命產生共鳴而是因為接受了其中被壓迫者=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之理念構圖」(粗體是額外加上的)。在這個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成立,而孫文也仿效蘇聯共產黨改組革命政黨,並採取「聯俄容共」的策略,延聘俄國顧問、建革命軍。有鑑於國、共兩黨都受到蘇聯共產黨的影響,作者稱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為「同父異母之兄弟」。

  孫文死後,掌握軍隊的蔣介石在黨內勢力竄升,並與黨內左派、中國共產黨產生利益衝突,最終以1927年「四一二事件」(又稱清黨)的爆發作收。「四一二事件」後,中國共產黨在都市地區的勢力被逐漸被國民黨掃除。毛澤東於是在農村施行「農村根據地理論」,包括重新分配土地、在農村建立武裝力量。因達「救民」之效,使得共產黨有可能在農村立足。

  爾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勢力平衡在抗日戰爭期間逆轉,作者認為主要原因是共產黨站在「救國」這一邊,並且因推行民主而獲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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