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ccursed share

　　「研究說，金字塔蓋起來的秘訣，都已失傳。還好是，我從來都不想蓋金字塔。但我想我知道，怎樣可以使它倒塌。塵歸塵，土歸土，記憶者，都消滅，我願留下之物，惟有倒塌學」（《永別書》，頁31）。

　　「當父親把皮箱永遠交給了他，父親曾開玩笑地問：你能保存多久呢？而這個珍貴的皮箱現在也許真的已經遺失了」（《失蹤者》，頁13）。

　　這本小說是以獨白的形式寫就，虛構的敘事者名為賀殷殷。第一人稱書寫的小說並不少見，《永別書》特別之處在於敘事者就像是真的人一樣，想到哪裡說到哪裡，敘事圍繞著相同的核心，層層逼近、欲言又止。作者用高明的說故事技巧，營造一本可能的個人傳記。

　　賀殷殷在本書開頭宣告她將在43歲的時候，消滅自己所有的記憶。

　　一般人不會有消滅記憶的煩惱。記憶有賴當事人規律地存取與使用。假若一個人要學習新語言，這個人會不斷溫習這些陌生單字、語音的意義；他沒有動機消滅記憶，記憶是他生存所需。但賀殷殷要消滅的不是記憶力，她要消滅的是「她的記憶」。人們在世界上同時擁有多重社會身分，賀殷殷同時是小說家、女同性戀、台獨支持者、外省人以及性侵害倖存者，「她的記憶」不只有一個，而可能有第一、第二、第三或第四個記憶，這些記憶彼此侵擾，讓她無法過「幸福的生活」。

　　首先是政治運動。父親的政治童話讓他投身民主運動，讓賀殷殷得以宣稱黨外公職選舉就是她的眷村經驗。但賀殷殷也告訴讀者，這些長輩無法在日常生活貫徹民主。在她心中埋藏最深的創傷是父親的亂倫舉止。這是一個弔詭，她的父親要求國民黨在制度上尊重每個公民的權利，卻侵犯自己親生子女的身體自主權。蔑視別人的，要求別人停止蔑視。

　　其次是性別運動。在賀殷殷的成長年代，彼時「同志」的概念尚未鞏固，「同性戀等於天譴，我怎麼可能等於天譴？」(p.19)。她的女友萱瑄雖然投身性別平權運動，卻以「異性戀／同性戀」的敵我界線，合理化性挑逗的出軌行為。更糟糕的或許是，她灌輸賀殷殷錯誤的記憶。如果說性侵害毀壞意義本身，萱瑄的欺騙讓賀殷殷驚覺，她對萱瑄的所有期待都是虛假的。萱瑄要求人們停止對性少數的污名與傷害，她自己卻深深地傷害了自己的伴侶 [1]。

　　照理來說，如果記憶彼此侵擾，這會變成一段「不可能的記憶」(pp.13-14)，但是，賀殷殷感到自己仍有責任守護這段記憶，她無法遺忘，也探問過利害相關者是否還記得，如同呂赫若的後人要執拗地向同儕說，「呂赫若是個真正的才子」(p.28)。以什麼標準認定呂赫若為才子自有公斷，句子中的「真正的」企圖喚起聽眾的在乎。

　　與守護記憶相對的是自然態度。在本書的脈絡中，自然態度比較像是沒有依循事物本身的樣子去認識它，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冬樹體現了自然態度的主題，賀殷殷甚至用「頹廢」形容冬樹(p.39)。對世界，冬樹的感受能力低落，她無須理解外在的事實，反倒驅使事實來配合她、讓事實為她生活的幸福服務。如果冬樹有格言，那句格言大概會是「不要想太多」。我想起《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裡，一位精研睡眠與道德的大師，他說：「睡眠並不是一件小道藝，必須整個白天都保持著清醒，則到了夜晚才能安眠」(《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pp.50-54)。然而，正是冬樹的陪伴讓賀殷殷有機會喘息。

　　「真實不會無緣無故被發現，要在乎它才會存在」，在她看來，小說家的技藝便是傳遞給人「在乎真實的能力」 (p.355) [2]。小說家是怎麼辦到的呢？我們對主角的認同，讓我們在乎主角的遭遇？還是小說能調控情節發展的節奏，讓我們比較能夠看到事件的後果？賀殷殷說，文學是公共的，它驅使正直的讀者將故事分享出去，「讓人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pp.270-1)，讓撿拾寡婦夜豆的傷心人，可能看到賀殷殷（張亦絢）在暗地眨著眼睛——「我在這裡」。另外，小說讓我們各自發現「親切與我們自己的關係」(pp.202-3)。王禎和、王拓、楊青矗、陳映真等本土作家的寫作，「明擺著多少對我性別的惡意與敵意」(pp.170-1)，而三三在書中咒罵臺獨，優美的文句仍吸引賀殷殷的閱讀。

　　時間讓真實感有可能浮現，「真實，是有濃度的，時間是個釀造者」(p.91)。賀殷殷在318社運現場，遇到一個苦惱的姐姐，她沒有辦法成功勸說妹妹尊重同性戀的權利。賀殷殷的建議是，給妹妹時間，而賀殷殷沒說（而告訴讀者的是）姊姊也需要時間。對於罪惡的意識同樣也需要時間。做錯事情的認知，事件當下就有，罪惡感則否。對真實的在乎只是第一步，逼近的過程有賴辛苦作功。生活在這個島嶼上的人民，仍在努力認識過去被別過頭去的人的遭遇呢。

　　是時間，而不是時代。時代要求人們參與，為此改造自身。伴隨時代而來的是夢感，「有夢最美，希望相隨」。夢感高舉正義、大局的大纛，讓人接受「功過相抵」、「成大事不拘小節」，抑制真實感，讓人變得麻木不仁。便是在這裡，賀殷殷轉向規範性訴求，她拒絕人們用「這是兩碼子事」、「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為由，搪塞控訴與漠視倫理難題。

　　根據賀殷殷找到的研究，人類要發育到一定年齡，才能接受矛盾的概念 (p.265)，接受好人可能會做壞事，警察可能也會成為罪犯。張亦絢似乎擔心自己的讀者年齡過輕，在書封使用「人類不宜」、在書中穿插「別想安然從故事中全身而退」、「如果知道我的經歷，你會嚇到」（大意）等文句，再三提醒讀者書寫的危險。讀者自有防身法寶，賀殷殷講述的炙痛經歷，可以被轉換成道德的議題，「在故事中，誰是值得尊敬的？誰是值得輕蔑的？」，再不然，讀者也可以說，「好險這是小說」。

　　但這個虛構傳記難道不是點出真實的困境嗎？如果身邊的人（甚至我們自己！）曾犯錯傷人，我們該如何與這樣的人（或自己）共處呢？

　　賀殷殷嘗試的策略是成為小說家。作家需要細膩的觀察與高超的敘事能力，才能寫出一切彼此侵擾的記憶，透過如實描繪現實來改變現實。當個人的煩惱轉換為集體的煩惱，或許這段記憶比較有機會成為「不需要的記憶」，人們也才能更好的遺忘它。塵歸塵，土歸土。

注釋

[1] 如果在公共領域的層次上發言，人們可以說，說謊並不太糟，一個具有言論自由的社會擁有各種制度設計，讓真相有機會脫穎而出，例如平衡報導、辯論等。然而，在個人的層次，這是災難。萱瑄知道，賀殷殷為何堅持說真話。當萱瑄坦承自己有說謊癖的時刻，賀殷殷意識到自己不被愛，她的期待不被對方期待，她的心沒有換回另一顆心。欺騙不同於錯認(misregconition)。錯認是雙方共謀的結果，錯認可以是假裝對方獨一無二、無可取代；錯認可以是假裝不知道彼此各有後台，得以暫時卸下當「好情人」的心理壓力；錯認可以是假裝不知道所有以愛之名包裝的金錢、時間與勞力，其實都有回報的時刻與義務。

[2] 為什麼不是史家而是小說家？歷史書寫雖然對於公共領域有相當程度的激擾（例如先前關於二二八人數的爭議），「大眾史學」的發展也可裨補專業史家的不足。不過，以事件為分析單位的史學書寫，似乎讓倫理與運動傷害的議題本身難融入學術議程。

參考書目

張亦絢，2015，《永別書》。新北市：木馬文化。

尼采（著）、余鴻榮（譯），1999，《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台北市：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