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前兩章可以解讀為對「社會學的定位是社會改革還是純科學?」這個問題的回答。Berger豪不猶豫指出社會學是價值中立的科學,社會學家是:

「一個強烈的、無休止的、厚臉皮的興趣於人類作為的人。他的天生棲息之處是世界上所有人類群聚之地,不論人們是聚居於何處。社會學家可能對其他事情有興趣,但是他整個的興趣仍在人的世界,他們的制度、他們的歷史、他們的情愛。(24-25) 」

社會學家在意的不是社會問題,而是一股想要看穿(debunking)表象的驅力,像是惡魔的眼光,「一次又一次,強使我們提出它的問題 」,直到將人們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世界背後運作的邏輯揭露出來:

「那些曾經歷戰時轟炸的人就知道,突然會在自己公寓的空襲避難所遇見從不知道(甚至有時是不能想像的)同樓房客。或者他們能憶及,晚上被被炸中的房屋在早晨令人吃驚的景象,房子被整齊的從中切開,外表被掀掉了,原先隱藏的內部在晨光中殘酷的暴露了出來。(39) 」

第四到第五章介紹「社會控制」的概念,社會控制(基於社會改革的目的)提出的問題是「人為什麼會服從社會規範?」

過往的研究指出,諸如法律與暴力(政治)、革職或升遷機會(經濟)或者說服、嘲笑、說閒話、非難等參考團體的壓力(社會)都能有效抑制偏差行為產生。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人們深切地渴望被接納的期望。人們傾向真誠地扮演被分配到的角色(患冒牌者症候群時演出更賣力),並在共謀的狀況下(如訂婚、通過儀式)完成身分轉換。

在這本書出版的1960年代,美國學風轉變(有別於功能論的衝突論、符號互動論出現),讓社會控制的論題遭到挑戰:社會控制無法決定人的行動。他在第六章指出至少3種可能的策略空間:

1. 轉變(transformation):制度可能被行動改變,例如揭穿刻板印象或偏見後,立基於其上的制度也會開始動搖。在革命發生前,關於歐洲王室的醜聞傳播也推波助瀾。

2. 隱退(detachment):人們透過建立小世界,隔絕於主流社會之外,如「一個數學家在集會上發表的敬酒辭:『敬純數學——並且希望它對任何人都沒有任何用處』。」(135)

3. 操控(manipulation):人們可能利用體制來達成私立,或至少透過角色距離維持尊嚴。

由於人有改變社會的可能,因此相較於監獄或木偶戲院,演員舞台可能是更接近社會運作實然的圖像。

我覺得有趣的是,他接著改從「自由」的觀點理解社會控制問題,並引用哲學家沙特的錯誤信念(bad faith)、海德格的das Man的概念。說法大致上是這樣:
角色與制度限縮人的選擇,讓人免於時刻重新選擇的麻煩與焦慮,也讓自己能藏身在概化他人之中,不去思考自身必然孤獨的死亡。然而,如果將自身與角色完全等同,就是不誠實地逃離選擇的痛苦。

關於個人如何在履行角色要求的同時,保有自由。Berger推薦的方案是多少讓人有點費解的「社會學式的馬基維利主義」(Sociological Machiavellianism)。與其真誠地扮演每個角色,他建議在瞭解遊戲規則的前提下,「毫不猶豫的去欺騙」,如果「我們可以舒緩一些痛苦,或者使生活更歡快一些」。

而第七章指出社會學家也只是一種角色,如同他在傳記所提,「科學若要稱的上是科學就必須『價值中立』,但一名『價值中立』的科學家將是個道德怪物。」(262)將社會學家身分視為首要者,只會淪為犬儒的機會主義(163-4)。

這個立場也影響行文風格,似乎他在這本社會普及的小書中,決定不要恪守社會科學家的身分,而保有他詼諧幽默的性格。這本書開頭的第一句話就開了社會學家一個玩笑:「以社會學家為題的笑話很少。這對社會學家而言,乃是一種挫折……」卷末他還在調侃致力模仿科學的社會學家同儕,「如同一個伏都教(Voodoo)的魔術師操控他最密藏的妖怪」(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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